陸豐客家在西婆羅洲華人公司的歷史脈絡一瞥 (下)
6. 三發華人公司與荷蘭殖民政府
6-1 大港公司與三條溝公司
大港公司是和順公司(Fo-Sjoen-Kong-Si)聯盟(1776-1854)唯一自始至終且最強的公司，大港公司主要成員來自陸豐與惠來的吳(Ng)、黃(Wong)、及鄭(Tjhang)三姓(Schaank，1893，27)。自從得知山口洋有許多相同昭穆輩序的吳姓宗親，以及陸豐吳姓為大港公司成員三大姓之一，就開始致力於尋找陸豐葫蘆輋吳姓與西婆羅洲華人公司，尤其大港公司，的具體關聯與歷史脈絡。
而在1776-1822和順公司的前47年，另一家主要公司是成員也來自陸豐與惠來朱(Tjoe)姓和溫(Woen)姓的三條溝公司。同樣來自陸豐與惠來，因在打嘮鹿無法立足，1822年端午節深夜無預警收拾金子撤走之後，三條溝公司就站在大港公司與和順公司聯盟的對立面，與荷蘭殖民政府及馬來蘇丹聯合對抗大港公司。終致兩敗俱傷，1850年三條溝公司被擊敗逃往砂拉越(Serawak) (Yuan，2000，169-70)，1854年大港公司與和順公司聯盟被荷蘭政府軍擊潰解散(Yuan，2000，243-4)。後面將提到亞答港走私事件中大港吳姓與三條溝公司的關聯。
山口洋南區(Singkawang Selatan)
山口洋全市劃分為東、南、西、北、中五個區；山口洋南區由西往東有：
亞答港Sedau、
學佬楠Sijangkung、
邦米朗Pangmilang、及
盧下橫Sagatani (Lohabang)四個社區。
亞答港Sedau社區，位於山口洋南區靠海最西邊，從山口洋環島(Bundaran Singkawang)圓環往南散布著：
石角Sakkok、
高杯山Kopisan、
砂壟Saliung、
鹽町Jamthang、
亞答港Atapkong、
利冷Lirang，及
鑊嬤港Bokmakong
幾個傳統華人村落。本次探究陸豐吳姓在華人公司的角色，主要集中在高杯山、鹽町、亞答港、與利冷幾個地方，尤其世代居住在鹽町與利冷的兩個陸豐葫蘆輋吳姓家族，將會是下一次山口洋行訪談的重點。
6-2 荷蘭殖民勢力
荷蘭東印度公司於1791年10月8日決定徹底撤離「令人難以忍受的高昂代價與麻煩」西婆羅洲，不久，拿破崙戰爭導致荷蘭在該地區統治權完全消失。三十年後，荷蘭人於1818年重返此地，意圖再次在坤甸建立統治。荷蘭人試圖在西婆羅洲重新站穩腳跟，重建其權威，以便進行殖民剝削。荷蘭人的擴張行動立即遭到了華人公司的阻撓。這些公司現已組成強大的聯盟，承認荷蘭人在婆羅洲擁有一定的權利，但不願放棄來之不易的自治權。期間斷斷續續的衝突逐一獲得平息，直到1850年才發展成全面對抗(Yuan，2000，2)。
狄波尼哥羅 (Diponegoro)
1825年西婆羅洲荷蘭軍隊被召回爪哇對抗狄波尼哥羅(Diponegoro)的起義戰爭，逐漸形成荷蘭殖民政權的「不干涉政策」，開始佛特(P. J. Veth)和基爾斯特拉(E. B. Kielstra)所稱的「忽視時期」(periode van verwaarlozing)，迎來長達二十五年的相對和平和經濟擴張時期(Yuan，2000，145)。
6-3 亞答港走私事件
事件起因與過程
1830年代，宣佈三發港和坤甸港為自由港。在此之前，荷蘭曾試圖對所有進口商品徵收12%的稅，但未能奏效。同時，荷蘭也頒布法令，要求所有來自國外的船隻必須經過這兩個港口。此舉在維護荷蘭對鴉片和鹽的貿易壟斷。同時關閉位於荷蘭控制的這兩個港口之間，華人公司的主要港口：亞答港、山口洋港、昔邦港、和邦戛港(Yuan，2000，152-3)。
亞答港位於雙溝勞也(Sungai Raya, Soengei Raja)和山口洋之間。前已提及大港公司的成員在距離亞答港口步行約半小時的鹽町建立了一座礦場，在礦場建公司屋，並設立應町公司。亞答港和山口洋都是大港公司進行海外和內陸貿易運輸的主要港口。荷蘭已經將鴉片貿易的壟斷權賣給了三發蘇丹的兄弟，Ratoe Toewa Negara王子(Pangeran)，同時保留鹽和米的貿易壟斷權。因此，走私不僅損害了馬來統治者的腰包，也損害了荷蘭人的收入。1850年2月，Ratoe王子在一艘從山口洋駛往亞答港的華人小船上發現了25箱鴉片、40箱(koyan)鹽和400桶火藥。他派遣其親信阿買提(Amat)前往應町調查走私活動，並刺探走私頭目林三按(Lim-Sam-On)的行蹤。當地華人發現並殺死了這名間諜阿買提(Yuan，2000，160-1)。
現今的亞答港 (Atapkong)
憤怒的Ratoe王子去見荷蘭駐三發副專員(Assistant-Resident)，抱怨這種走私行為嚴重侵害他的鴉片利潤，要求殖民當局採取措施。當年2月28日，副專員致函大港公司，要求交出船員和船上貨物，並處以300兩黃金(約2萬荷盾guilder)罰款。3月4日，大港公司回信稱，船上僅有的貨物是礦井使用的4、5石火藥，他們根本不知道有船運載鴉片。
此事促使新任專員(Resident)威勒(F. J. Willer)在走私問題上採取新的政策，認為對走私者動用軍事力量是不明智的。殖民當局只有少量巡邏艇；以及坤甸駐紮著一支由三名軍官和103名士兵組成的駐軍；三發駐紮著兩名軍官和81名士兵。但這兩支部隊獨立行動，接受巴達維亞(Batavia)陸軍總部的命令；當地政府專員，即西婆羅洲民政當局最高首領，沒有直接指揮權。因此，威勒決定封鎖亞答港入口對其進行嚴密監視確保船隻無法離開，同時下令將船長和船員送往三發接受處罰。
4月30日，大港公司的代表抵達坤甸，要求解除封鎖，允許這艘備受爭議的船隻離開港口，同時宣稱大港公司未參與任何走私活動，只要三發當局向公司通報任何參與走私的船隻，公司將自行逮捕。威勒專員不為所動，堅持要求公司交出船員，如果違規者是由公司親自交出將會從輕處罰。
接著威勒採取了以下措施，他命令三發和坤甸的軍事指揮官協助他扣押該船；同時致函巴達維亞，請求增援派遣軍艦封鎖華人公司管轄地區的港口。他也非常清楚，巴達維亞絕不會派軍隊來西婆羅洲單獨對付一艘中國走私船，因而強調了亞答港附近曾有一艘英國船隻的事實。他的目標是控制或在必要時摧毀位於亞答港北方三發河口的邦戛港，因為該港已在華人手中。他確信不採取這些措施，由於港口的戰略位置，最終將給三發的荷蘭殖民統治者帶來嚴重問題(Yuan，2000，161-2)。
亞答港戰役
1850年5月底，兩艘原本受命前往中國廣州的船隻，護衛艦萊茵號(Rijn)和蒸氣船Tjipanas號抵達西婆羅洲。威勒與護衛艦船長和三發統治者達成協議：護衛艦將在西婆羅洲海域停留八天；馬來蘇丹將派軍隊增援數量微不足道的荷蘭軍隊。6月5日，萊茵號和Tjipanas號在亞答港停錨，第二天威勒專員和護衛艦船長登岸，進行他們所稱的和平談判，重申要求華人交出那艘走私船。隸屬大港的應町公司請求寬限兩天，向打嘮鹿報告與尋求許可。他們邀請專員第二天前往他們的要塞(kubu)進行和平談判，但荷蘭人拒絕了。
然而，第二天也就是6月7日中午，荷軍「懷著和平意圖」接近了中國要塞。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這次和平推進遭遇了「背信棄義的槍聲」。威勒的任務是率領包括萊茵號多種船隻組成的艦隊，以及三發蘇丹派遣的500名士兵沿河而上，在亞答港右岸登陸，目的是抓捕走私船。中國軍隊開火後，戰鬥只持續了半小時，馬來輔助部隊就撤退了。荷軍一人死亡，三人受傷。華人八人死亡，十一人受傷。荷軍從巡邏艇及護衛艦萊茵號的登陸艇上開火，護衛艦萊茵號卻一彈未發。荷蘭人被迫撤退到河口，因為苦力和馬來輔助部隊的普遍叛逃，迫使他們進行重組。之後，進攻沒有再發生，因為當地人、平民以及領導人，實際上是三發的蘇丹，都不想再嚐華人火藥的滋味。威勒回到三發，萊茵號和Tjipanas號啟程前往廣州，執行最初分配的任務。
荷蘭在西婆羅洲海岸的武力展示顯然並未取得威勒所期望的結果。它所做的只是明確地標誌著「不干涉政策」的背離與結束。威勒以鴉片走私事件為藉口，宣稱華人不服從，英國人準備擴大對婆羅洲的控制，並提出了一系列類似的藉口。他原本希望能夠利用海軍八天的駐紮來制服這些公司。雖然他沒有成功，但1850年5月和6月在亞答港發生的事件無疑使荷蘭殖民當局更加傾向於採取武力征服西婆羅洲所有華人公司的政策。亞答港事件被認為是一次挫折，尤其是對軍隊而言。正如索爾格中校被派往西婆羅洲時收到的命令中明確指出的那樣：「最近在亞答港河發生的事件，我們的軍隊在那裡遭受了羞辱，這證明邪惡的程度已經達到了頂峰；這促使我們制定計劃來結束這種狀況」(Yuan，2000，162-3)。
國姓爺Koxinga鄭成功
巴達維亞軍事當局認為：西婆羅洲的華人數量眾多，英勇無畏，似乎並不缺乏戰爭慾望。我們已經到了必須決定我們能否維持自身權威的地步。而且，我們不應忘記，我們的談判正受到新加坡(英國)的監視，同時也承受著一個大國的壓力。在給索爾格中校的指示中甚至明確指出：如果回顧近代歷史，華人的膽識令人驚嘆。儘管人們可能習慣於認為華人膽怯，但不得不承認，西婆羅洲的華人是個例外，這既源於他們的制度，也源於他們在數量上的優勢。
荷蘭當局始終對安全問題保持警惕，擔心西婆羅洲華人表現出的獨立性會影響殖民地其它地區華人的態度。例如，在爪哇，這會對他們在其他歐洲人和當地統治者中的聲譽產生負面影響。甚至連西婆羅洲蘇丹的忠誠度都不再可靠。在亞答港和應町事件之後，流傳著大港公司將率領6,000名士兵進攻三發的謠言，這讓人心神不寧：一旦三發落入大港手中，荷蘭在西婆羅洲的殖民統治將走到盡頭。
右：「被忽視的台灣 ’t Verwaerloosde Formosa (Neglected Formosa)」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參與其中的荷蘭領導人毫不猶豫地將西婆羅洲的局勢與大約200年前在台灣的情況進行比較，當時國姓爺(Koxinga)鄭成功領導的中國軍民驅逐了荷蘭殖民者和商人。正如紐蘭德(Penning Nieuwland)少校在1851年致總督(Governor-General)的一封關於與中國和平談判的信中所說：「如果這些條件被接受…，那麼我們或許會像在台灣一樣，書寫一份「被忽視的婆羅洲Neglected Borneo」(註四)。到那時，我們或許會為了荷蘭民族的榮耀，再次頌揚另一個Hambroek(註五)，但就像台灣一樣，我們將把婆羅洲拱手讓給中國人」。
(註四) 1662年鄭成功驅逐荷蘭人後，台灣最後一任荷蘭總督Frederik Coyett曾將此事報告為「被忽視的台灣 ’t Verwaerloosde Formosa (Neglected Formosa)」，該報告發表於1675年。
(註五) Anthonius Hambroek是荷蘭在台傳教士，1662年他被鄭成功扣為人質，由於荷蘭總督拒絕投降交出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他與其他荷蘭公使及學校教師一起被處決。Hambroek及其家人在台灣的悲劇十九世紀在荷蘭廣為流傳。
如Q. Langelaan所言，從某些角度來看，征服打嘮鹿不一定對殖民地的收入不利；那里土地肥沃，物產豐收，如果這片土地直接由荷蘭當局控制，付出的代價日後會得到豐厚的回報。唯一需要深思熟慮的是：我們必須摧毀自治政府機構「公司」。荷蘭當局認為，僅因「公司」的存在，西婆羅洲就成了荷蘭當局的負擔。軍事部門表示，應該使用軍事手段為荷蘭贏得榮譽和利益，否則，西婆羅洲殖民地不如割讓給其他國家(Yuan，2000，163-5)。
6-4 邦戛戰爭
亞答港走私事件的最後結果是荷蘭當局確定不要發生「被忽視的婆羅洲Neglected Borneo」，必須使用軍事手段摧毀西婆羅洲華人自治政府機構「公司」。而亞答港戰役直接帶來的影響就是1850年的邦戛戰爭及接續而來的第一次和談。
巴望Bawan大屠殺
馬來輔助部隊從亞答港竄逃後，三發蘇丹逃往三發北部的達雅克地區Sentimo，請求該地的馬來統治者率領達雅克人發動討伐華人進行復仇。還請求荷蘭當局允許他使用達雅克軍隊，在馬來人的指揮下與華人作戰，此項請求於6月21日獲得了許可。雖然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在亞答港事件發生後有大港軍隊威脅三發，但三發蘇丹對自己的士兵無力抵抗亞答港的中國軍隊感到憂慮而希望得到保護，因此決定招募達雅克戰士，這些戰士樂於收集人頭作為戰利品，無論人頭的原主人是什麼陣營。三發副專員同意他使用達雅克非正規軍對抗大港。
達雅克戰士樂於收集人頭作為戰利品
但事與願違且不可收拾，達雅克軍隊一抵達三發就立即開始到處騷亂，襲擊了附近沒有防禦的華人村莊，只要不屬於三條溝公司。這些村莊是烏樂(Budok, Boedok)和爐末(Lumar, Loemar)的定居點。達雅克人在三發西南零散的華人定居點進行屠殺。在昔邦河左岸，有幾個中國農業村落。其中包括巴望Bawan和Soba，屬於爐末的十五分公司(Sjip-Ng-Foen, Shiwufen)；與屬於烏樂的霖田公司(Lim-thian, Lintian)的百萬陶(Plangouw, Pelandjauw)。這些村莊首當其衝遭到達雅克人的攻擊。巴望居住了八十戶人家，只有一名男子逃脫，二十名婦女被帶到Kraton送給蘇丹，其餘所有村民都被殺(李欣祥，2022，67；Yuan，2000，168-9)。
攻佔邦戛三條溝逃往砂拉越
巴望大屠殺震驚了其它地區的華人，都做好了反擊的準備，因此，當達雅克人後來進攻烏樂、義羅(Ledo)、和沙崙(Salon, Saloen)時，遭到了華人的激烈抵抗。爐末和烏樂位於大港公司和三條溝公司之間，在戰爭期間保持中立。他們與亞答港事件無關。然而，達雅克人在進攻大港公司的同時，也襲擊了爐末和烏樂公司分散的定居點。在這種威脅下，他們感到有必要加入最大的大港公司，返回和順公司總廳。爐末、烏樂、和大港三家公司都堅信是三條溝公司煽動達雅克人，才發動了對華人定居點的襲擊。
當爐末和烏樂發生屠殺時，三條溝公司的定居點，例如昔邦和西宜宜(Seminis)都安然無恙。甚至有人猜測三條溝還曾向達雅克人伸出援手，幫助達雅克人指出最容易被攻擊的村莊。無論真相如何，霖田和十五分公司的倖存者都團結在打嘮鹿周圍，指責三條溝與達雅克人合謀消滅他們。
1850年7月12日，大港軍隊佔領了昔邦。隨後，大港向三發方向發動進攻，在每個戰略要地都建造軍寨(Benteng)，這些寨子由來自打嘮鹿的生力軍駐守。昔邦之後西宜宜也落入大港之手，不久沙泊(Sebawi)也相繼落入。大港調轉方向，將注意力轉向了位於三發河口的邦戛定居點，從那裡可以控制所有通往內陸的船隻。三條溝的居民逃往三發河對岸的Kalamban，那裡屬於砂拉越的管轄範圍。邦戛於8月20日投降並被佔領(Yuan，2000，169-70)。
荷蘭軍隊加入戰局
對邦戛來說，1850年9月的整個九月充滿了混亂和槍聲。起初，索爾格中校在婆羅洲號(SS Borneo)蒸汽船、419名荷蘭士兵和更多馬來軍隊的支援下佔領了邦戛。但來自打嘮鹿的華人很快就奪回了港口，索爾格本人也負傷身亡。荷蘭人放棄了港口，撤退到三發河上的婆羅洲號。一個月後的10月，勒布朗中校(Lieutenant-Colonel B. F. Le Bron de Vexela)新指揮官帶著500多名荷蘭士兵回來了。他們在11月襲擊了邦戛，大雨將整個戰場變成了泥濘的沼澤。荷蘭人再次失敗，退到三發。打嘮鹿的華人最終贏得了這場戰鬥，佔領了邦戛港口(Ji，2018，78)。
索爾格中校 (Lieutenant-Colonel Sorg)
回顧8月21日，索爾格中校率領第一支護衛隊抵達邦戛郊外三發河的錨地。他率領僅五十人的部隊試圖奪回邦戛原三條溝的公司房屋，但被擊退。8月30日，第二支護衛隊也抵達三發，9月6日，第三支護衛隊也抵達。最後一支護衛隊是婆羅洲號，船上載著半個連的荷蘭士兵。軍事行動準備花了好幾天時間。9月9日，部隊登上婆羅洲號前往邦戛。其他隨行船隻包括：戰艦Kameleon號、未裝備武器的縱帆船Haai號，以及一艘名為Boreas號的輕型護衛艦。此次攻擊定於9月10日進行。特遣隊共由419名荷蘭士兵組成，其中270名步兵，33名Boreas號的海軍陸戰隊員，23名砲兵，10名輕砲兵，其餘為水兵。另有18名軍官。以及馬來士兵200人，也加入了戰鬥。
索爾格率領第二步兵連。戰鬥並不輕鬆。荷蘭人估計大港有3,500人，這似乎被嚴重誇大，因為在戰役描述中，我們從未見過這個數字。上午10點，索爾格決定強攻要塞，士兵涉水推進很淺的護城河，過程中許多人被插入土牆竹管發射近距離攻擊的tjontjo槍擊中。索爾格本人也出乎意料成了犧牲品，在接近要塞時，膝蓋被擊中，兩週後因傷去世。最終，荷蘭人攻入了堡壘。他們立刻封鎖了所有出口大開殺戒。半小時後，他們成功將200名華人圍逼到公司房屋大廳角落，這些手無寸鐵的士兵全被屠殺。在這件慘絕人寰的殺戮後，一名受傷的大港士兵點燃了幾箱火藥，炸毀了公司房屋大廳，荷蘭軍隊驚慌失措逃竄。當時是上午11點。
包括索爾格中校在內的傷者被送上船隻，數百名大港士兵繼續騷擾撤退的部隊，這些部隊由未參與這次攻擊的巴德(Bade)上尉指揮第六步兵連掩護。荷蘭軍隊精疲力竭，撤退到公司大樓的牆內，下午再次遭到大港的攻擊，巴德率領荷蘭軍隊成功地將他們擋在外面。同時，荷蘭海軍成功清除了從三發河通往定居點的小邦戛河上的障礙物，其它單桅帆船和小帆船也可以靠岸了。晚上8點左右，海軍陸戰隊和馬來部隊登陸，在砲火掩護下，將巴德和他的步兵從公司屋內解救出來。起初，他們擊敗了大港的襲擊者，但當海軍陸戰隊撤退時，他們在晚上11點遭到300名大港士兵襲擊。面對這種情況，馬來部隊立即逃跑，而大港部隊則重新集結原被擊潰的其他士兵而不斷增強。荷蘭軍隊被徹底擊敗，大港毫不留情地追擊到岸邊，激戰一個多小時，撤退部隊於凌晨1點才全部登船，被困在泥濘中的士兵陣亡。
巴德和他的步兵連留在公司屋防禦工事內，清晨巴德自己撤離，回到婆羅洲號上與索爾格和威勒會合商討局勢。然而，當他想返回時卻遭到襲擊，幾乎被俘虜。上午8點30分，大港襲擊了公司屋，還放火焚燒了邦戛市集，並佔領了一座可以俯瞰四周易於射擊的山丘。當荷軍的重型彈藥即將耗盡時，他們的處境變得更加危急，晚上7點，經過兩天的連續戰鬥，大港終於退了。晚上10點30分，荷軍確信已無敵人蹤影後，帶著傷者撤回船上，留下一小隊人馬駐紮在象山(Penibungan, Paniboengan)的戰略要地上。在那裡建造了一座小堡壘，為了紀念這位陣亡的指揮官，它被命名為索爾格堡 (Yuan，2000，171-3)。
荷蘭軍隊的屠殺
關於這場戰役的描述主要基於索爾格和巴德在戰後立即撰寫的報告，以及以軍官身分參與了這場戰役的范里斯發表於1859年的報告。很難推斷出荷蘭人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但這卻是索爾格和其他權威人士試圖營造的印象。撤退後的第二天，索爾格發布了一份命令：各位軍官、士兵和海員，你們樹立了勇氣和毅力的光輝典範！一個超乎想像的頑強敵人被你們擊敗了！你們踏著他們的屍體，攻入他們的主要防禦工事。邦戛光榮地被攻佔了。感謝你們，陸軍和海軍的勇士們！你們贏得了我最高的讚譽。負責向荷屬印度總督匯報此次軍事行動的參謀長(chief-of-staff)紐蘭德，也不甘示弱地給予讚揚：「向閣下匯報我軍的這一光榮壯舉，對我來說是莫大的榮幸。我軍的輝煌功績，將對我們的政治局勢和未來的經濟福利產生巨大影響。海陸兩軍進行了崇高的戰鬥，以最值得稱讚的勇氣和自我犧牲精神，回應了閣下的期望」。
軍事行動參謀長紐蘭德
荷蘭人大為滿意，因為他們聲稱擊斃了數量眾多的大港人：據索爾格和巴德稱，共有250名華人喪生；紐蘭德則認為是300人。這個數字的真相究竟如何？傷亡人數最多的是被困在要塞里的大港士兵，他們被索爾格的部隊圍困，封鎖了要塞的出口，並被無情地屠殺。在描述對要塞的攻擊，索爾格寫道：敵人拼死奮戰，我軍則以雄獅般的勇氣對戰。當我軍從四面八方湧入時，被戰鬥的激情所激怒，發動了一場屠殺，這場屠殺將永遠銘刻在這些大港士兵的記憶中，所有無法逃生自救的人都被我軍處死。
受害者被丟成一堆。高延在現藏於萊頓皇家語言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圖書館的同一本《Tijdschrift voor Nederlandsch-Indië》上讀到了這段文字，並用鉛筆在頁邊空白處寫道：「謀殺人了！沒有俘虜！」。談到這場大屠殺，范里斯說：最後大港殘部被集結到要塞的一角，我們在他們面前列陣。要塞已經落入我們手中。他們逃生的出口已被封鎖，敵人不肯求饒，如今已被徹底擊敗，徹底覆滅。高延對這段描述的反應值得在此提出來：這段描述中，人們看到了一次令人難忘的英雄事件，但在我們眼中，這裡除了對一群無法逃跑手無寸鐵的人類同胞進行令人作嘔且不必要的屠殺之外，不可能看到任何其他東西，這些人用中文發出的求饒聲也沒有人聽懂(Yuan，2000，174-5)。
6-5第一次和談
誰贏了邦戛戰爭
因此，邦戛之戰有多種解讀。拋開倫理道德問題，剩下的問題在於結果。荷軍真的贏了嗎？即使閱讀他們自己的敘述，撇開華麗辭藻和自我吹噓，也能明顯看出他們沒有贏。第一天開局對荷軍來說還算順利，上午就攻佔了公司房屋。但到了下午，大港部隊非但沒有被擊敗，反而繼續騷擾他們。一天結束時，接近午夜，馬來士兵已經逃竄，荷軍仍在岸上進行後衛戰，試圖返回船隻，而巴德則被困在堡壘內，無法逃脫。第二天整天，他的部隊必須抵擋大港部隊的猛烈攻擊。經過三次嘗試，華人終於到達寨子。非凡的反抗和自信的展現，一名華人頭頂一捆甘蔗，走近堡壘，穿過一個洞口，微笑著將甘蔗遞給驚訝的荷蘭人。隨後，戰鬥再次爆發。荷蘭人的彈藥耗盡，夜幕降臨圍攻的大港部隊有所鬆懈，荷蘭人逃離堡壘，返回他們的船隻。第二天，他們離開了該地區。
再來討論如何評估傷亡人數。索爾格聲稱，荷軍方面有18人死亡，67人重傷，總計85人傷亡。死亡人數肯定接近這個數字，因為幾乎所有傷者都死了，索爾格本人也是同樣命運。大港方面，估計有 250人死亡，如果我們從這個數字中減去堡壘內被屠殺的200人，剩下的50人與荷軍的遇難人數相當。無法估計華人傷兵人數。後來，根據范里斯的說法，華人報告的總傷亡人數為400人，這個數字可能包括受傷死亡的人員。看來，每殺死一名荷軍士兵，就有兩三個華人被殺。紐蘭德寫道，相對於荷方18人死亡，中方損失驚人，高達300人死亡，900人受傷，這種說法似乎被嚴重誇大。傷亡人數雖然重要，但並非決定性因素。
大港未被擊敗的最有力證據來自戰後。荷蘭人放棄了要塞，返回了他們的船隻，第二天大港部隊也收復了基地。邦戛的市集被燒毀，華人居民也蕩然無存。巴德接替索爾格指揮，將部隊分成兩組，一組前往坤甸，另一組前往三發。一支由二十人組成的小部隊留在後來被稱為索爾格要塞的象山上。
幾天后，即9月19日，大港返回邦戛，並立即試圖將荷蘭士兵趕出他們的據點。在據點周圍築起防禦工事，阻止荷蘭人撤離。三發派出的遠征軍將荷蘭人從困境中解救出來。大港著手修復公司房屋及其防禦工事，並開始從新加坡進口鴉片和彈藥，所有這些都是索爾格堡的荷蘭軍隊無法阻止的。八月十五(1850年9月23日)中秋節期間，大港在邦戛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勝利活動。旗幟和武器透過祭祀儀式被神聖化，並制定了征服三發，與宣稱進攻與三條溝並肩作戰的東萬律計劃。東萬律現在封鎖了領土，儲糧備戰。此前曾發生過一起事件，當大港襲擊邦戛時，東萬律派船去接三條溝的難民。其中兩艘在雙溝勞也(Sungai Raya)河登陸後被大港俘獲。所有乘員和船員都被殺害。
大港迅速返回邦戛的主要原因似乎是稻米即將收割。稻米需要保護，不惜一切代價阻止原主人三條溝的成員前來收割。而在荷蘭人這邊：也在宣揚慶祝著輝煌的勝利，一邊又不得不承認敵人英勇作戰，抵抗出乎意料地強大等等。顯然，他們並不急於返回邦戛與大港軍隊再次交戰，而是選擇提名坤甸的劉根生(Liu Gensheng)為邦戛甲大(Captain)，以及四名老大(laoda)和班頭(Pantheo)，等他們定居後，再由民眾選舉產生。而現在不太可能這麼做。
勒布朗中校 (Lieutenant-Colonel B. F. Le Bron de Vexela)
9月17日，婆羅洲號離開坤甸前往巴達維亞，報告勝利的好消息。 10月9日該船返回，帶來了一位新指揮官和大約一百名增援部隊。新指揮官是勒布朗中校，一位渴望榮耀的貴族。他前往三發了解當地局勢後立即返回坤甸，並要求所有部隊集合，部隊遵從命令於11月2日抵達坤甸。范里斯寫道：儘管勒布朗中校最初的任務只是佔領一些防禦工事，但他卻無法袖手旁觀，眼睜睜地看著大港在索爾格堡附近的挑釁，大膽以工事守護稻田，並很快在荷蘭守軍眼皮底下收割莊稼。因此，他決定率領所有部隊前往邦戛，將大港從他們的堡壘中驅逐出去。
遠征軍於11月18日離開三發，原計劃於20日登陸。由於持續降雨，登陸行動延後24小時。勒布朗中校率領部隊登陸，並在象山腳下紮營。遠征軍共有至少544名士兵，由25名軍官指揮。第二天11月21日上午8點，對公司房屋的攻擊正式開始。季風雨把邦戛河變成了湍急的河道。士兵們在齊腰的水裡跋涉。當他們來到寨子時，開火射擊但收效甚微。很快不得不撤退，至少有二十八人陣亡或重傷，因為他們遭到了大港守軍伏擊。第二天，勒布朗中校返回三發。他嚴重逾越了最初的任務，炫耀其強大的軍事實力而激怒了大港，因此遭到嚴厲批評，因為他表現出了過激的勇氣。
幾年後，范里斯問：為什麼華人打得這麼好？是鴉片催生的虛偽勇氣，決心為先前的失敗復仇？還是因為邦戛的戰略重要性，他們的頭目成功地鼓舞了曾敗戰的士兵，使他們展現出非凡的勇氣？這需要深入了解頭目的作用：和順總廳的特點之一是它從未產生過一位魅力非凡的領導人，而是維持民主的社群，開戰的決定都是經過長時間的公開討論後做出的。大港部隊的靈感或許源自於他們想要收復自認為屬於自己的領土並維護獨立的願望。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部落、村莊和地區之間局部武裝衝突(械鬥)的傳統中，沒有人會請求寬恕或被俘虜。投降的人如果敢於返回家園，通常會被處死(Yuan，2000，174-8)。
大港主和派
11月23日，勒布朗中校回到三發，收到了大港公司的三封來信，信中稱希望與勒布朗就華人在婆羅洲西海岸的未來進行談判。信上提到：我們三個公司的主要敵人是三條溝，之所以攻擊邦戛是因為三條溝人與達雅人合謀攻擊了昔邦和西宜宜的村莊。我們並不打算進攻三發，可是坤甸的荷蘭專員也太急躁了，我們在等待局勢平靜時，你們從坤甸發兵來攻打我們，豈能束手待斃。我們向政府交稅，華人在這裡也有貢獻，人多才能增加政府的財富。我們的未來前景究竟怎麼樣，敬請回復。謹向上校閣下致以敬意與良好祝願。我們三個公司分別是：霖田、大港、和十五分。九月二十八日於打嘮鹿。
第二封信說：我們願意與政府和平相處，但我們的人民遭到達雅人屠殺死亡眾多，亞達港事件中的小船我們並不知情，你們的巡邏艇既然發現走私船又不抓捕，反而怪罪我們。我們的人民稍有反抗，你們就派了軍艦和士兵來攻擊。現在我們獲悉閣下來三發履新，懇切希望事件能圓滿解決。落款、署名、日期與第一封信相同。
第三封信的內容與前兩封大致相同，都是傳達了希望和解談判之意。從三封信末的日期來看是寫於勒布朗中校發兵攻打邦戛之前，既然大港有意和解，為何荷軍攻打邦戛堡壘時還遭到伏擊？勒布朗對此感到困惑。12月4日和順公司代表團來訪，勒布朗友好地接待了他們，並同意他們派出代表團到坤甸面見專員威勒。但是第二天邦戛傳來消息，大港士兵又一次襲擊了索爾格堡的留守士兵。事情已很明顯，大港公司高層發生了分裂，分成主戰派和主和派。范里斯和紐蘭德等人的記載中都沒有說明，究竟誰是大港公司主戰派，誰又是主和派，甚至連公司頭人的姓名都沒有說明。袁冰凌則記載1850年來自大港的鄭洪任(Zheng Hongren, Tjhang-Foeng-Djim)接任和順公司甲必丹，他的前任官志尹(Guan Zhiyin, Kon-Tji-Djoen)也來自大港。似乎可以認為，官志尹可能是大港公司的主戰派，後任鄭洪任則可能是主和派，之後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可佐證這個假設。
關於大港公司內部分裂成主戰派與主和派的內幕，荷蘭學者認為，從亞達港走私事件開始，大港公司華人對事件的處理就有不同意見。大部分華人認為走私鴉片是違法行為，動員公司的武裝力量去惹荷蘭人得不償失。而代表礦工和農民利益的某些領導人則認為，要不惜代價教訓荷蘭人與三條溝公司，有人特意將事件的責任推到三條溝華人身上，企圖影響焦點混淆事實真相。後來發生達雅人巴望屠村事件，荷蘭人也認為事情起因主要是三發蘇丹幕後推動，而不是三條溝華人主動發起。而大港公司高層再次把責任推到三條溝華人上，不昔動員千餘人武裝攻擊達雅人和三條溝華人，促使大批三條溝華人逃往邦戛。大港公司又攻打邦戛，造成更多的三條溝華人逃往砂拉越，進而導致荷蘭大軍壓陣而引發邦戛戰爭，造成大批華人死傷(李欣祥，2022，70-1)。
大港公司的錢幣 (背面和順)
第一次和談
邦戛之戰打響之際，主戰派和主和派已經在公司總廳展開了激烈爭論。打嘮鹿市鎮上的商人和有錢人支持對荷蘭人妥協，希望儘快恢復和平秩序，好讓他们的生意和幸福的生活繼續，主和派的代表人物是鄭洪任、鄭永宗(Zheng Yongzong)和吳昌貴(Wu Changgui)等人。另一幫人數更多的礦工和農民則不願意與荷蘭人妥協，代表人物為廖二龍(Liao Erlong, Liao-ngi-lioeng)、林三按(Lin San'an, Lim-Sam-On)、和黃金鰲(Huang Jin’ao, Wong-Kim-Ngao)等人。對他們來說土地(礦山和農田)是子孫後代賴以生存的命脈，土地被出賣給荷蘭人意味着今後的日子更加艱難，因此要不惜以鮮血和生命來捍衛。大港公司代表各方利益的兩派高層在總廳展開論戰，主和派漸漸佔了上風甚至在民兵們於邦戛向荷軍發起伏擊戰之前，求和信件已一封接一封送到三發副專員公署。荷軍上校勒布朗在戰場上慘敗並帶著傷兵撤回三發之後，意想不到的一幕發生了，12月4日大港高層組織的代表團訪問三發，勒布朗接見了這批願意求和的大港人士。除了傳達大港高層願意求和的信號之外，這些代表要求以和順公司的名義派出一個代表團訪問坤甸，與西婆羅洲最高長官威勒當面和談，勒布朗答應了(李欣祥，2022，71)。
1850年12月31日，威勒在坤甸接見了五位來自大港的代表。威勒在給勒布朗的信中寫道，華人進入政府辦公屋時，在荷蘭旗桿上繫上紅綢，旗桿底部供上香燭，並跪拜國旗，以此表達對荷蘭政府的深厚感情。同一天，大港也從邦戛撤軍，並獲得承諾不會遭到荷蘭人的追擊或騷擾。真正令威勒印象深刻的似乎是他們戲劇性表現屈服的行為。在威勒後來的報告中，經常將此視為華人認真尋求媾和並向荷蘭當局表示服從的證據。他們敬拜國旗、莊嚴宣誓、舉行宗教儀式，這一切都是為了表現出心中的臣服。威勒越來越深入參與這些事務，這使他受到了荷蘭當局的嚴厲批評。
威勒對和順總廳代表舉行儀式積極表示效忠的態度，必須與荷蘭人關於中國人不可信賴的刻板印象一起看待與討論。首先，荷蘭人對大港的誠意並不抱太大信心，因為大港一再表示不想繼續打下去。他們不相信進行頑強抵抗的華人會願意和談。像紐蘭德這樣認為是「叛徒華人」的人佔了大多數。為了證明他們的懷疑，他們引用了類似的事件：1850年12月4日，大港派遣使團前往三發並致函勒布朗要求和平，並請求威勒專員在坤甸接見，五天後即12月9日，大港再次進攻索爾格堡。
這種先求和後又發動攻擊的曖昧舉動，無疑是打嘮鹿政治不團結的結果。12月9日索爾格堡遭到攻擊，而攻擊發生當天，正值和平請求遞交之後，這正是主和派與主戰派雙方對行動方向的分歧。襲擊者被迅速擊退後，和平的願望愈發強烈。後來的歷史有諸多證據顯示，大港公司後方高層並不團結，其中最重要的群體是市集上的商人，他們主張與荷蘭人和平相處。卻遭到了更激進的礦工的反對。為了理解主戰派的心境，有必要回顧一下亞達港事件之後的情況：打嘮鹿開始備戰時，礦場關閉，所有工作停止，所有礦工都加入了武裝部隊。除了收入匱乏之外，糧食供應似乎也很快變得岌岌可危。因此，礦工們希望盡快結束戰爭，而不是進行曠日持久的談判，因為在談判期間仍然必須保持動員狀態。
無論真實動機如何，從上述信件中可以明顯看出，公司試圖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荷蘭人從一開始就不願與公司進行平等談判。在這種心態下，荷蘭人對談判列出了一系列要求華人必須做的事情也就不足為奇了：
1. 支付一皮科爾(picul, pikul, 1皮科爾 = 100卡提 = 61.7613公斤)黃金以彌補荷蘭人在戰爭期間的開支；
2. 每年繳納數卡提(catty, katti, 1卡提 = 16塔希爾tahil = 0.617613025公斤)黃金作為貢品；
3. 關閉所有未經荷蘭許可的貿易港口；
4. 公司的領導人必須得到荷蘭殖民當局的認同。
代表們不敢未經商議就接受這些要求。他們需要返回打嘮鹿聽取各自公司的意見。雙方宣布休戰至1851年1月11日，也就是雙方代表重返談判桌的那一天。在此期間，港口封鎖仍持續進行。
代表團到1月13日才出現，由大港、十五分、和霖田公司成員組成的和順總廳代表團一行九人抵達坤甸，帶來蓋有三家公司印章的信函，授予他們全權談判權力。隨後又舉行了莊嚴的荷蘭國旗禮拜儀式。關於此事，威勒後來寫道：1月13日代表們在飄揚著荷蘭國旗的旗桿下舉行的宗教儀式公開證明，公司在全能神明的注視下，表現他們的悔恨，為冒犯荷屬印度政府祈求寬恕，同時也表示他們現在永遠效忠政府的堅定意願，成為其忠實的臣民。
談判於隔天開始，威勒專員認為進展順利。25日他向勒布朗報告談判已圓滿結束，邀請勒布朗來參加莊嚴的最終會議。27日最終會議在以下人員的見證下進行：
西婆羅洲駐地威勒專員；遠征軍指揮官勒布朗中校；西婆羅洲駐軍指揮官 A. F. Siedenburg；三發副專員R. C. van Prehn；代表坤甸蘇丹Sjarif Kasim的Pangeran Bandhara；坤甸華人軍隊隊長郭佛圓(Guo Foyuan)；東萬律蘭芳公司甲大劉阿生(Liu Asheng)；以及九名和順總廳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三發蘇丹及三條溝的代表均未出席，引發了後來許多爭議。
一份協議草擬完畢。它基本上包含了荷蘭駐紮專員威勒在第一次會議上要求的條款，還增加了其它條款。協議規定徹底改變和順總廳的結構：今後總廳必須向荷蘭殖民當局報告解釋其行為；荷蘭駐紮官員有權從四名候選人中任命一位領導人；總廳的領導層將被稱為攝政政府(regentschapsbestuur)，而領導人則稱為攝政王(regent)。明確規定攝政王的屬性和職責；暫時稱他是地區首領(de eerste van het land)，在同一條還提議改變公司法律地位，成為有很大程度自治權但屬於荷蘭管理政府的一部分。荷蘭人給和順設計了一枚印璽，印璽周圍環繞「和蘭皇帝敕封和順總廳甲大」(Helan Huangdi chifeng Heshun zongting Jiatai)字樣，即荷蘭皇帝任命的和順總廳甲大。
總廳甲大將直接與三發副專員溝通，並提名柵主(zhazhu, 字面意思是柵欄的首領，但此處類似區長)和老大(laoda)，但必須徵得副專員的同意。總廳甲大將獲得薪水。特別的是，該文件不僅預先了喇喇(Lara)、烏樂、和爐末等地區的柵主任命，還包括邦戛的柵主任命。華人行政當局將擁有警務、民事和刑事司法權，及設立一到兩個法院。該協議詳細規定了礦場管理事項，還規定鹽和鴉片的壟斷權仍屬於荷蘭政府所有，但應儘快成立一個資本家俱樂部(club of capitalists)，將這些商品的分配權租賃給整個和順總廳下轄地區。這項將鴉片種植權交給打嘮鹿華人而不是馬來Ratoe王子的提議，將成為威勒與其上級間分歧的主要根源。
最後在會議上任命其中三人前往巴達維亞，代表全體名義轉達三個聯合公司完全歸順的敬意。這三人恰好是三個公司的三位財庫(caiku, Tshoi-Khoe, 會計)，即大港的鄭宏(Zheng Hong)、烏樂的張鼎(Zhang Ding)、和爐末的宋福(Song Fu)。
協議約定結束一切敵對行動。封鎖解除，米和鹽得以重新進口。達雅克人將被命令放下武器。重要的一點是，協議第一條規定，政府充分考慮到土地及居民的枯竭狀況，以及採礦和其它活動已停止八個多月的事實，罰款將分二十年支付。儘管該協議有些家長式和帝國主義的色彩，但它是真誠談判的成果。雙方都做出讓步，似乎和平共處發展即將取代苦難和敵對(Yuan，2000，181-5)。
7. 亞答港走私事件的鹽埕吳姓
7-1 亞答港走私事件導致和順公司滅亡
1850年亞答港鴉片走私事件，造成三發蘇丹招募達雅人屠殺爐末和烏樂的華人，引起第一次公司戰爭 - 邦戛戰爭。並促使大港分裂為主和派與主戰派，最後在主和派強勢主導下，與荷蘭殖民政府進行和談，以「和蘭皇帝敕封和順總廳甲大」接受分封，懸掛荷蘭國旗，臣服為荷蘭管理政府的一部分。
1851年5月新任總督Duymaer van Twist
雖然1851年1月以大港為主要力量的和順公司與荷蘭殖民政府西婆羅洲專員威勒達成和談協議，但因巴達維亞的時任荷蘭總督Jan Jacob Rochussen及荷屬東印度理事會Raad van Indië (Council of the Dutch East Indies)並未完全同意威勒報告的和解方案；1851年5月Jan Jacob Rochussen辭職後新任總督Duymaer van Twist堅決主張使用軍事力量，他的顧問之一紐蘭德一直認為，西婆羅洲問題只有透過強硬手段才能解決(Yuan，2000，201)。
大港公司主戰派也一直挑戰由荷蘭專員任命為攝政王甲大的主和派鄭宏；而且於1851年4月接替勒布朗中校的安德森(A. J. Andresen)中校奉行武力至上，與威勒專員懷柔的政治主張相悖(李欣祥，2022，95)，終造成威勒於1853年2月被調職後來至廖內省(Riau)擔任專員，接任的普林斯(A. Prins)也在5月辭職，建議由安德森兼任，擁有政府和軍隊的絕對權力(Yuan，2000，228)。
1851年4月接替勒布朗的安德森(A. J. Andresen)中校
1853年6月17日荷屬東印度理事會完全同意普林斯辭職與建議，並在進行辯論後給總督提出以下建議：與定居於此地區華人的鬥爭已演變成一場曠日持久的民族戰爭，只有以強大武力迫使他們撤離目前開發的土地，而將剩餘的華人集中在我們國旗保護下，這場戰爭才能結束。這樣一來人口將減少，但在荷蘭的統治下，一個由缺乏活力的達雅克人貧窮國家，將比遺棄成無政府狀態、行事不誠實華人手中的土地有更穩定的維護管理。儘管總督沒有採納建議的所有內容，甚至對其中一些表示異議，但還是要求委員會宣布這些華人公司為叛亂分子，實施全面封鎖，禁止中國公民進入婆羅洲，並任命安德森掌管一切事務。正如基爾斯特拉所說(E. B. Kielstra，1889，1383)，談判時機已經結束，公司滅亡近在眼前(Yuan，2000，228-30)。
鹽町開基的吳姓四兄弟傳家照片
7-2 在應町(鹽町)開基的吳姓四兄弟
亞答港鴉片走私事件期間為1850年2月至6月，而亞答港戰役在6月7日中午持續了半小時；亞答港與距離兩公里多步行半小時的應町公司是事件發生的地點，荷蘭人所稱應町華人叫鹽町(客語發音相近)，目前印尼地名叫Kaliasin。世居在鹽町協天大帝關公廟路口的吳兆中說，他的先祖開基四兄弟是騎馬到打嘮鹿進行買賣，可見四兄弟主要從事商業；市議員Susi Wu在2010年Facebook相簿貼出照片的回文提到，她的祖先是第一批在鹽町砍伐森林並建立村莊的人；因此判斷吳姓鹽町開基四兄弟在1850亞答港走私事件之前就已來到鹽町。
澳洲黃國偉的上五代黃連懷1854年大港公司被解散時撤退到砂拉越。黃連懷的兒子黃貴長，也就是黃國偉的上四代，60歲於1901年去世出生於1840年
沒有問但判斷吳兆中的年紀應在40-50歲，在前面已推斷比他早四世的四兄弟(15世明字輩)約出生於1850年左右。有位祖籍陸豐從汶萊遷往澳洲的黃國偉(年紀約50-55歲)與我聯繫，提到他的上五代(曾祖父的祖父)黃連懷是當時大港公司的小首領，於1854年大港公司被荷蘭人解散時撤退到砂拉越。《國際時報》風下副刊有篇文章〈石隆門砂南坡黄連懷墓發掘記〉；文中紀載黃連懷的兒子黃貴長60歲於1901年去世；推論黃貴長，也就是黃國偉的上四代(祖父的祖父)，出生於1840年(李南琳，2005)；由此可知吳兆中的上四代(鹽町開基四兄弟)出生於1850年左右的推斷尚屬合理。
但是，上一節提到1853年6月17日荷屬東印度理事會向總督Duymaer van Twist提出建議後，總督要求委員會宣布西婆羅洲華人公司為叛亂分子，實施全面封鎖，「禁止中國公民進入婆羅洲」，並任命安德森中校掌管一切事務。因此，吳姓鹽町開基四兄弟應該在禁止中國公民進入之前就已來到現屬山口洋的鹽町，且正值青年，因而出生年應往前推移至1820-1835年；它們並未直接參與亞答港走私事件與亞答港戰役。而在1853年之後逐漸與荷蘭人交好，照片可能拍於1870年左右，在大港公司滅亡前後繼續與在打嘮鹿的華人有生意往來，並在鹽町建立吳家的基業。
前文提及利冷吳雲旺家族吳志隆的上四代「澎頭蓮」(14世揚字輩)出生於1850左右也可參考，而其上五代「澎頭蓮」的父親(13世定字輩)出生於1820年左右。1850亞答港走私事件發生時，第一位修行薩滿教有法清公附身的「澎頭蓮」父親已經在利冷從事神靈工作為人排難解惑嗎？
8. 結語
與台灣同樣是陸豐客家，即說海陸腔的客家人，在台灣兩三百年來的族群關係做比較，所面對的族群有：
A 當地(殖民)政府：從清領時期「粵人」，到1895年馬關條約後的日治時代的「廣東種族」，再到1945年以後國民政府「客家」(許維德，2015，23-68)。2001年成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0年頒布「客家基本法」。
B 原住民：海陸腔客家人地區的原住民族群，三灣、南庄、西湖、造橋泰雅族和賽夏族；頭份、後龍平埔原住民道卡斯族；新竹山區的泰雅族、賽夏族及道卡斯族；桃園泰雅族。《qmul rhzyal Tayal？開山打林？逆寫北臺灣客庄形成史》描寫北台灣客家人開山打林搶奪雅泰土地(羅烈師，2022)。
C 閩粵族群：18世紀中到19世紀末清治時期，祖籍為福建的閩南人與祖籍為廣東的客家人，以及祖籍為廣東的潮州人之間經常發生武裝衝突。
D 其他客家：海陸腔與四縣腔確實存在界線，但隨著時間推移和區域交流，兩者界線也日益模糊，並逐漸形成一種混合型的「四海腔」。
西婆羅洲的陸豐客家，即講硬話的半山客，所面對的族群關係更複雜，公司時期甚至受自己人推波助瀾而滅亡。
A 當地(殖民)政府：荷蘭東印度公司殖民政府是擊潰解散華人公司的主要敵人，二次大戰期間再經日本侵略佔領的蹂躪，印尼獨立後兩任政府的排華，都是陸豐客家人在西婆羅洲的劫難，尤其1967年蘇哈托政權的第十四號總統令：禁止使用漢字與漢語，並要求關閉華文學校，限制中文報刊的發行(蔡靜芬，2020，121)，對印尼華人文化的摧殘影響最為深遠。
馬來人(Melayu)及達雅克人(Dayak)
B 原住民：有馬來蘇丹統治的馬來人(Melayu)以及實際的原住民達雅克人(Dayak)等。荷蘭政府對馬來蘇丹採懷煣政策，因此馬來人總是站在與華人對立的一面，儘管他們邀請中國人來開採金礦，但與中國人通婚是被禁止的(Yuan，2000，1)。達雅克人是眾多文化背景各異但相互關聯的民族統稱，與華人的關係較好，透過聯姻和勞動分工，基本上成為華人的盟友(Yuan，2000，13)；然而受人煽動時也會與華人為敵。
C 閩粵族群：坤甸及其附近以福佬人較多，他們大多是農民、商人、勞工和水手。福佬人源自福建省，整個潮州府都被其佔領，惠州府沿海地區也有不少福佬人(Schaank，1897，11)。蘭芳公司史料記載，羅芳伯是嘉應州客家人，自抵達坤甸就認識到客家人無法在福佬人占優勢的坤甸發揮，且遭到壓迫和侮辱，遂帶領追隨者北走東萬律(Groot，1996，8-9)。另外，坤甸等主要城鎮有少數從事貿易的福建人(Schaank，1897，18)。
D 其他客家：百富院以南的客家人是講軟話的嘉應州客家人，以東萬律的蘭芳公司為代表，與北方講硬話的半山客若即若離，屢屢為自身生存而討好荷蘭人且出賣了大港公司。
E 同鄉異姓：大港公司主要成員來自陸豐與惠來的吳、黃、鄭三姓；同樣來自陸豐與惠來，主要成員為朱姓和溫姓的三條溝公司，自1822年從打嘮鹿分裂無預警撤離後即是大港公司的死對頭。從亞答港走私事件與邦戛戰爭，完全看出三條溝公司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在荷蘭人與馬來蘇丹虎視眈眈下暴露華人的互相掣肘，終至被荷軍各個擊破。
陸豐客家在海外面臨如此複雜的族群關係，和順總廳與大港公司高層內部也分裂為主和派與主戰派，分別代表市集上的商人，與代表礦工和農民利益。主戰派爭取到的只是以臣服換來的短暫喘息，並沒有得到真正能生存與發展的和平，而主戰派犧牲的是性命與永久失去的生存空間。在這個以陸豐客家為主要成員，由蓬勃發展到殘敗幻滅的百年歷史舞台上，吳姓客家又曾扮演了哪些角色，他們的後代子孫又是如何走到了今天，在山口洋地區那麼多「立定揚明盛、家聲克振興」的同宗吳姓，又都有甚麼樣的苦難與奮鬥故事，有待後續的訪談與發掘，期待這次匆匆一瞥，能串起有志之士對陸豐客家在西婆羅洲華人公司歷史脈絡的探尋與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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